这个事件就是以前报道过的“钓鱼”事件，如下：
3月7日中午12时左右，上海奉贤头桥镇奉陆路一汽车修理厂前，一位搭乘涉嫌非法营运车辆的女乘客，在车内被司机连刺两刀，送入奉城医院后不治身亡。事件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，被刺死的女乘客陈素军，事发时正在收集黑车非法载客的证据，而她被刺的地点，正是执法部门伏击黑车的地点。(3月9日《东方早报》)
舆论对陈素军的死亡表现出巨大的困惑和争论，这恰恰折射出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重困境。
民生困境。陈素军，一个民工，之所以死在查黑车非法载客的途中，无非是想获得执法部门设立的举报黑车而给予一定金额的现金奖励，或者说是罚款提成。说得好听点，陈素军是名协查员；若说得真实些，陈素军充当的就是一个“诱饵”。钓鱼时，诱饵不是被鱼吞到肚子里就是被咬得不成样子，特别是上钩鱼儿最后的挣扎更是危险至极。这个基本的常识，我想陈素军也是知道的，那她为何还要做高风险的“协查员”？原来，她一直就是一个到各处打零工者，无固定职业，为了生计，那点风险她是顾不上的。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之艰由此可见一斑。
道德困境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，采取“钓鱼”的方式引他人入套始终无法逃脱道德之困。从事黑车非法载客的司机并不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，他们也是社会的底层人物，也是整天得为生计而提心吊胆的人，生活状况未必比陈素军好多少。这样一来，“协查员”参与查黑车，更像是弱者引弱者入瓮，而坐收渔利者却是交通执法部门。这无疑给人以因生活之艰而制造出不公与不忍的道德困境。如今，我们已不法推断出陈素军在当协查员时的心理，但她的死却将执法部门那伪善的道德面具剥得一干二净。
制度困境。陈素军之死，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死在制度之上。黑车非法载客尽管会危害到一定的社会秩序，但不是罪不可恕之罪；查处黑车，决不至于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无义。事实上，对黑车的查处更多的是体现在罚款上，执法部门动辄是5000元，乃至上万的的罚款。在罚款经济的刺激下，执法部门使出了设“协查员”的狠招。以我看，陈素军之死暴露出的第一个制度困境就是“执法经济”。另外一个制度的困境在于城市出租车营运制度的设计上。如今，开出租车并不是什么高级白领式的工作，那份风里来雨里去，白天黑夜不停地跑的辛苦不必多说。就是这么一份辛苦的工作，却制造出了全国普遍存在的“黑车非法载客现象”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我想，唯一的答案就是出租车市场建立和管理都存在不合理性。出租车市场中，又有多少利润被不该得利者攫取呢？若没有那种不合理利益的分配，合法的出租车营运与黑车非法载客的收入不应有太大差别，那么，黑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最后，笔者毫不危言耸听地说，出租车行业制度设计上的困境若不解套，陈素军的非典型性死亡绝不是最后一例。■王玉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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